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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民国 窥探北京那时的书画交易市场

  北京千百年来一直是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到了清朝覆亡后的民国,大量的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以及鬻画为生的画家聚居于此,形成浓厚的艺术氛围。同时,交易活动活跃,造成艺术品市场高度繁荣。其市场的形态也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有着自身显著的特点。

  那么,这一时期北京的书画市场及其运行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呢?笔者试图通过对艺术市场的生产者、中介机构以及消费者相互之间关系的剖析,全面呈现构成市场流通的各个环节与要素,以期让大家对民国北京书画市场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民国初年,北京作为当时的首都,参与书画市场群体非常之众。旧皇室贵族、满清遗老遗少、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和传统收藏家,无不积极参与到市场中来。而艺术品市场流通首要链条的供给者,主要以北京地区的书画家为主,他们才是市场上商品来源的主力。北京画家群体有着自身的特质,其构成也颇为复杂。京城作为明清帝都,有大量宫廷书画家、满汉官员、谋职的传统文人画家以及民间的职业画师等。这些画家创作了无数作品进入到市场流通,使北京的书画市场商品异常充足。

  其实,出身贵族的画家参与市场的目的和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溥佐、溥雪斋、林琴南、溥松窗、溥濡、于非闇、余绍宋等。他们作为满清皇室贵族后裔,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书画造诣也相当深厚。到了民国初年,这些失去俸禄的贵胄子弟,有的却不得不以书画为生。但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源,虽然卖画,却都能坚持个人的艺术主张,不为艺术市场所左右。

  还有些以民国政府官员身份出现的画家,其代表性人物为金城、陈师曾、周肇祥和徐鼐霖等。这些人广泛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从事书画活动,虽然也定制润格出售笔墨,但却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书画家的身份只是他们所扮演的众多社会角色之一。

  当然,市场上还是以职业书画家为主,如俞陛云、齐白石、陈半丁、柳青、陈少梅等。他们处于民国书画市场供给方的最底层,但本身艺术修养颇高,为了谋求生存,时常会根据大众的喜好进行创作,以迎合市场。

  除了居住在北京的本地画家之外,南方地区的画家也纷纷涌入北京。民国十七年(1928) 秋,张大千由上海到北平,经陈三立介绍,认识了居住在原恭王府的溥心畲。从此张大千与溥心畲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吟诗作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画作也多次共同在北平的琉璃厂展出,销路甚畅,因此有“南张北溥”的说法。民国二十四年 (1935), 张大千在北平卖画时又结识了于非闇。于非闇非常赏识张大千的画作,在报纸上大写文章吹捧,对张大千的画笔及用纸夸奖不已,用词揄扬有过,在艺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后张大千在北平多次举办画展,获得了极大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张大千的成名与北平的画家群体及繁盛的艺术市场是分不开的。

  齐白石和黄宾虹两人也曾于同时期寓居北平。齐白石于民国六年(1917)为避兵乱从湖南湘潭漂泊至北京。当时53岁的齐白石栖身古寺,在附近琉璃厂的南纸铺刻印卖画,以谋生路。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生活异常艰辛:“朝则握笔把刀,目不暇给,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谁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子别离,亲戚朋友不得相见?”由于学八大山人的冷逸风格不对市民口味,作品的销路并不好。后来他结识了陈师曾,陈师曾建议他自创风格,改进画法以适应民众对绘画的偏好,并将齐白石的作品推向海外。从此齐白石声誉日隆,求画者不断。黄宾虹定居北平已经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因受北平古物陈列所之聘鉴定书画,随后又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邀任国画研究室教授、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于是便移居北平。在北平沦陷后,黄宾虹的生活陷入困境,经常三餐不济。黄宾虹当时住在北平石附马胡同,为补生活之急,不仅把心爱的名画卖掉,甚至常常以画换米。除南方画家外,北京附近城市的画家也来京城鬻画。如以卖画为生的天津画家刘奎龄也曾一度携刘继卣到北平,并会见张大千和张善孖等人,还为魏恩甲作《关山行旅图扇》《京剧四平山图扇》等。

  除了以卖画方式流入市场的画家画外,宫廷书画大量外流也是市场藏品的来源之一。当时在宫廷之中,上至皇帝下至太监,都拿皇室收藏的古书画来发财。他们纷纷盗窃宫里的画出卖,以致琉璃厂宫廷藏品交易异常繁忙。同时催生出造假的风气,特别是在地安门一带,形成了专门伪造宫廷书画来赚取利润的造假作坊聚集区,俗称后门造。

  这时期北平还有大批旧官员失去俸禄,成为遗老遗少。至清廷倾覆后,满清的王公贵族、士绅官员、八旗子弟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经济支柱,但依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些人大多都有收藏古玩的嗜好,为了继续维持奢侈的生活,便开始变卖家中世代珍藏的古董字画,成为市场的供给者。以致当时的市场上流通着大量贵族收藏过的珍贵字画。并且每有公卿去世,其家所出售者,必为书籍字画也。“市贾又百方难之,不售不止,售不尽不止。有自国初守之至今,亦荡尽者。如怡亲王载垣,自被爵后,其子售书画三十年始尽。”这种现象在当时已较为普遍,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己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如恭亲王之孙溥心畲为母亲办丧事没钱,被迫将家中祖传的陆机《平复帖》卖给当时的著名收藏家张伯驹。

  市场的繁荣,除了要有一批画家等艺术生产群体之外,还应有作为中介机构的古玩商铺及一些书画商人的周转,这样市场才能维持正常运转,才能使艺术品流通得更顺畅。

  这时期的书画交易方式多样,主要有通过艺术经营场所或中介人购画、画家制定润格卖画、直接向画家定购、举办展览售画等。

  当时北京经营书画的古玩市场主要有琉璃厂、海王村、前门、大栅栏、隆福寺等,其中尤以琉璃厂最具特色。琉璃厂自清代开始兴盛,到民国时期已成为北京古玩交易的主要场所。据记载,这里“列肆如云,古董居其大半,入其肆,古色苍然也”。北京的古玩店各有特色,大都集中于此,如文禄堂、蜚英阁、松筠閣、保古斋等。很多文人都到这里淘古董书画,像鲁迅就好几次在其笔记中提到来此购买碑帖拓片和古旧书刊的经历。孙殿起也经常光顾这里,并留下了《琉璃厂小记》等详细记录此地经营交易状况的书籍。可以说“琉璃厂向为旧籍及字画古玩流转之总汇,学人于中物色获之者往往视若拱璧。其有备述经过,著成专书者,盖亦甚多”。此外,还有一种是北京市场所独有的中介机构叫挂货铺。天桥挂货铺经常出佳品,索价较厂肆为廉,这也是挂货铺在京城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专门的古玩市场外,这时期北京一直还存在着地摊式经营的旧货市场,就是所谓的“鬼市”。 事实上,这种集市早在唐代就已经存在。唐郑熊在《番禺杂记》中说:“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民国的北京“鬼市”主要集中在天桥、西小市、东小市、高粱桥、朝阳门外等,曾兴盛一时。清末民初,一些皇室贵族的纨绔子弟,将家藏古玩珍宝偷出换钱。也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把窃来之物趁天黑卖出。这里的古玩商贩总是半夜时分打着灯笼赶来抢位设摊,很像鬼影随行,于是就被人们称为“鬼市”。由于经营的古董大都来路不正,因此价格十分低廉,是人们捡漏的好地方。但至1949年北京解放之后这样的市场就基本绝迹了。

  然书画交易方式不仅限于古玩市场等经营场所,这时期画家选择进入市场的途径已很多样化。由于碍于面子,大多数画家会选择传统的中介机构,如古董铺、笺扇庄、南纸店、茶楼及装裱店等代理悬挂笔单宣示润例。书画家挂笔单(润例)多见于南纸店,纸店可以从中收取一至二成酬金。同时,他们还可售出纸张簿绢,并代办装裱等业务。除通过店铺悬挂润例外,有的画家把润例直接张贴于其住所,亦或刊登于报刊杂志,这在当时也十分普遍。当时书画家润例的价格由名气、地位等因素决定。

  也有一部分书画家是通过参与社团展览这种新兴中介进入书画市场的。北京地区有中国画学会、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和湖社等社团组织。各社团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美术展览活动,一方面宣传社团的艺术主张,扩大社会影响力,壮大社团力量;另一方面,由画会的成名者代订润格,通过画会宣传出售近作。如湖社第四次成绩展,售出画款近2800元;第六次成绩展,更是售出画款千余元。还有的成员一次展览就销售百余件作品:“本社干事金荫湖,最近赴吴兴原籍扫墓,便道沪滨,将所携带湖社同人画件,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公开展览,闻售出之画,有百件之多。”另外天马会历届展览中,画作都标有价格出售,并且规定所售画作须缴纳20%用于社团资金。

  不光社团展览,还有通过举办个展直接售画获得预想收益的。故都六月展览会最盛,计有艺风社、燕社、湖社、晋省旅平同乡研究会展览、溥心舍夫妇画展、京华美术职业学校美展、蒋兆和绘画近作展等,皆有可观。其他毕业学生,或初弄笔墨者,开个展览会。既可由此扬名,并能檄幸获售,何乐不为?约计秋凉尚有数月,不知尚有多少展览会出现,故都人士,眼福诚不浅也。

  众所周知,成熟的市场都会有相应的书画经纪人出现,民国时期的北京也不例外,并且群体相当壮大。书画经纪人又称牙侩、牙郎、牙人、掮客等,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明代时活跃了一大批牙人,如吴其贞、张黄美就是当时的典型人物。这些人奔走周旋于书画作品的买卖双方之间,牵线搭桥,评鉴真伪,协调价格,收受转交润金等,成为书画家进入艺术市场销售其画作的又一条重要渠道。对此,据喜爱收藏吴昌硕作品的王个簌回忆说:有一些掮客知道我收昌硕先生的画,所以拿到了昌硕先生的一些精品,就会一天几次地来爬我的楼梯。我收藏的昌硕先生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从掮客手中买下的。齐白石也曾回忆道:“经过日本展览以后,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发达的市场令裱画师也蠢蠢欲动,亦积极地参与市场交易,扮演“牙侩”的角色。例如当时一个叫刘金涛的装裱师,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经常带着齐白石的画到处串门兜售,其中大部分是早期之作,要价也公道,成交与否他总是一脸笑容。像这类人在北京不在少数,当时一般称之为“掮客”。掮客是典型的书画中介者,他们在书画市场上到处游走,买进卖出,十分活跃。无论是对加剧市场的流通速度,还是对繁荣市场他们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繁荣完善的书画市场除了供给群体和中介外,收藏群体是艺术品交易能否完成交易的关键,处于整个市场体系的终端。北京的购藏群体包括政府官员群体、王公大臣、社会名流、文人学士、市民商贩、外国人等。他们嗜好古玩书画,构成了北京地区书画市场独特的消费群体。

  民国北京浓郁的文化与政治氛围,使得政府官员和文人学者在书画市场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在其他城市较为少见。北京政府官员大多附庸风雅,不仅追捧古代书画,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也被纳入他们的购求视野之内。当时有个叫徐燕孙的画家,其作品受到市场青睐并成为政要竞相购买的对象。徐燕孙回忆起在中山公园举办画展的情形:捧场者颇多,卖出各件多大字标贴某局长定或某处长定,一若为该画增光者也。既然徐燕孙的画作这么受欢迎,惹得众人眼红也在所难免。以致有许多人甚至包括他的徒弟,也偷偷地复制老师的作品和印章,暗中作伪卖画。

  值得一提的是,收藏者的热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这些购买者受时局流变而出现经济危机时,也会暂停购画,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书画市场的交易。欧战未已,古董一行,不独外人无问津者,即京朝官,亦以薪傣支发不已时,囊中稍有余钱,亦留备缓急。故厂肆水清鬼静,甚于民国元年。这说明市场也会受到战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至于传统收藏家群体,一般也以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居多,如张伯驹、张允中等。当时北平书画市场的繁荣,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地收藏家专程前来购买:书藏家蒋毅生氏夫妇来平避暑,近来字画购入甚多。上海大藏家庞莱臣,现已来平,收购旧画之兴甚豪,王亮之吴仲圭渔夫图,已由庞莱臣君购去矣。

  除去附庸风雅的官员和文人外,市场上还活跃着众多的商贩群体。如王一亭、陈小蝶、虞洽卿、李秋君、穆藕初、吴蕴初、陈光甫、狄楚青、杜月笙和黄金荣等,都是画坛十分活跃的商人。商人购买字画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有提升身份地位之意,也是他们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购画。有一次丰子恺举办画展,许多作品都被这些商人买去。

  此外,普通市民也喜欢购买书画,而且群体数量非常之庞大。他们是社会中收入居中的阶层,购买艺术作品主要为装点居室之用。市民阶层中有着较高文化修养或专业技术的一类,是美术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他们思想开放并拥有稳定的职业,收入较高,且具备文化娱乐消遣的素质和资本,购买艺术品成为其提高生活品位的标识。

  除了国内买家,当时的外国人也很青睐中国的书画艺术品。民国以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其中一部分出于欣赏喜好,也有一部分出于赚取利润等目的大肆购买中国书画。如1945年傅雷致函黄宾虹称有“外国人欲购其书画作品,惟便逢美国新闻记者,及本为艺术家而被征入之军人,约观法绘,一致钦佩。已就敝藏中择一二转赠,以广流传。彼等有意,一恳求大作查美金兑率甚高,若以润资易吾公喜爱之古书画,亦大佳事;二设法在美开一画会,为吾翁宣扬海外”。

  民国时日本人购求中国书画的风气颇为浓重,旧人之订购先生(吴昌硕)及白石画者,岁必数千幅。被誉为北平广大教主的金城“以摹古得名,专以宋元旧迹,输送日本,其画青绿浓重,金碧渲填,日人购之,盖兼金焉”。齐白石作为职业书画家,更是日本购买者群体存在的最大受益者。在1922年春天,陈师曾受邀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带去了齐白石画的几幅花卉山水,展出并销售。这些作品不仅全部售出,而且卖价颇高。一幅花卉卖到100银元;一幅二尺长的山水竟卖了250银元。

  市场的高度繁盛,也催生了伪造古书画的风气。像上文提到造假作坊区和从事赝品造的书画商人在北京不在少数。还有一些画家纷纷通过摹古制假,以获取暴利。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大千的名声还不如今天这样高,可他临摹古画却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就连精通鉴定的黄宾虹也曾被骗,拿着自己收藏的石涛真迹来换取。张大千同京城琉璃厂古玩字画商赵盘甫、萧静亭、靳伯声、周殿侯等人有交往,这些人帮他销售临摹的古画。他的“假画”由于水平高超,现在依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如今,北京俨然已成为全国书画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中心,北京市场的冷暖已成为各地的风向标。但我们不应忘记民国的北京,那个大师辈出年代。大师们为求生存而创作的作品经典不衰,成为拍卖场上炙手可热的争夺对象。那些宝贵的市场经验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无不给了我们更多的感悟和启示。虽然那个时代已远去,但带给我们的色彩斑斓的记忆却是永远抹不去的。我们似乎依然能从那些发黄的画作和老照片中,闻到一种特有的艺术气息,给予心灵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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